小雨依然淅淅沥沥地下着，路上依然泥泞，霓虹依然闪烁，只是行人比刚才少了许多。曾达志将车停在“大世界”旁边，然后将衣领竖起遮住自己的脸庞。他知道军统东海站站长周恭鹏的习惯，晚上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在大世界里度过的。如果按照正常的联系渠道，东海站不知什么时候能有回复，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这位神秘的东海站站长。曾达志想起了高适的诗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靠如此的国民党，靠如此的军统能打败日本人吗，能打败特高课吗？
这时的曾达志突然回忆起了去年“8。13”之后的某一天，戴余龙突然找到了自己。当时在座的就有周恭鹏。戴余龙是怎么知道自己的不清楚，自己虽然是《文汇报》的记者，虽然在东海有点小名气，但也不至于被军统看上啊。戴余龙是通过自己在国军中的一个表哥联系上自己的。表哥说，他可是国民党内的实权人物，你必须见他，要不然表哥这辈子就完了。为了表哥，你一定得见见他。曾达志只好答应。
“你就是曾达志？”戴余龙拖着十足的浙江腔，“我们知道你和日本人有些联系，你是日本东海领事馆副领事佐藤英一的学生，他一来就和你联系上了。你在为日本人做事。”
“没，没有啊，戴局长你可别冤枉好人。”曾达志这时突然想起了身在国统区的父母，想起了还在国军中的表哥，而他想得最多的还是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作为中国人的骨气还是有的，不想被别人骂汉奸。“佐藤找我，喜欢我，可能是因为我是他的学生，也可能我的日语好，那是他的事，我只是与他虚以为蛇。”曾达志本来想说自己曾经是共产党员，但转念一想，报纸上说过，余龙与蒋公一样奉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共比反日更凶，何必自找麻烦。
“哈哈，”戴余龙笑了笑说，“达志老弟别紧张，我只是说表面上的印象，其实老弟是中国人，这一点我是知道的。”然后，他接着说，“当前，中国人民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7月17日，蒋校长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庐山谈话，他郑重表示，卢沟桥事变已经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云云。
要说这些，曾达志还是知道的。戴余龙只介绍了国民党方面的动作，其实，对于中共，他一直还是关心的。他从报纸上得知，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最高领导做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艰苦的持久战。会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及所领导的一切武装力量应站在抗战的最前列，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1、第2、第4方面军和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时将江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处在东海对敌斗争以下的应该就是新四军。可惜，自己因为身份问题，始终无法与他们相见、相识。
